1944年，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捕后，很快选择投降，不久，他给上级写了一封信：“日军争取我投降，我无法逃脱股票正规配资，不如将计就计！”
周迪道在余姚陆埠一带筹措根据地经费时，被伪乡长告密，先押余姚警备部，后转送宁波宪兵队。宁波当时是日军在浙东的核心据点，宪兵队兼管情报与镇压工作。
1941年新四军力量进入后，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。到1943年，浙东区党委与浙东行政公署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组织体系。周迪道正是在这个体系中负责财经工作。筹粮筹款，本就常在敌占区活动，风险极大。
被捕后十七天，周迪道经历酷刑。竹签、老虎凳、烙铁。日军发现难以撬开口，改用试探方式，假意放出条件，诱其充当密探。
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被指定与周迪道建立单线联系。根据地方党史资料，这种单线联络在敌后极为常见，以免牵连。暗号、接头方式、物资掩护方式都在会上敲定。
周迪道化名“朱人达”，进入宁波宪兵队内部。宪兵队对“新投靠者”始终保留疑心，暗中派人监视。周迪道刻意表现顺从，接触铃木政一等日军人员，递送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，慢慢取得信任。与此同时，周迪道开始寻找同样被捕而未屈服的同志。
周迪道先后联络周斯明、冯禾青、莫奇等人，形成一个代号体系，周迪道为“401”。这个后来被称为“400特工组”的小组，对外是宪兵队密探网络的一部分，对内则受区党委直接领导。
1944年夏，日军准备对四明山一带再次“扫荡”。周迪道通过宪兵队内部渠道，获知兵力部署与行军路线，密写在纸张背面，经丁公量转送根据地。
根据地据此提前转移物资与人员。与此同时，小组向日军提供经过设计的假情报，使部分扫荡扑空。
同年8月，浙东区党委城市工作特派员竺扬被关押。周迪道利用宪兵队内部手续漏洞，将竺扬转出监管范围，成功营救。几天后得知“新生书店”将被查抄，又连夜示警。书店人员提前撤离。
潜伏并非只有传递情报。周迪道等人借日军征粮之机，对伪乡长与奸商施压，将部分粮食与伪币转入根据地。
还有策反行动。据相关资料，1944年内有六十余名敌伪人员被策动离开日军体系，其中包括个别日军士官。
风险在不断累积。宁波宪兵队内部的怀疑没有完全消除。周迪道意识到，继续潜伏可能牵连更多人。
1944年8月下旬，周迪道判断时机成熟。趁宪兵队举办宴会，周迪道集合成员与策反人员，携带缴获的电台和武器，撤离宁波，抵达四明山根据地。
浙东敌后战场的情报线，由此保住。至于那封写在烟盒纸上的信股票正规配资，后来被收入地方党史资料中，成为浙东情报战的一段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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